【解放日报】从全球视野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国际金融中心的变迁史是一部全球经济格局演变的缩影。从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到19世纪的伦敦，再到20世纪的纽约，每个时代的金融中心都在全球资本流动、金融创新和监管体系的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20世纪末，随着亚洲经济崛起，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也逐渐成为区域性金融中心。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金融市场的开放，使得上海脱颖而出，初步建成与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肩负着金融强国的重要使命。其建设应具有全球视野，既要在与已有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对比中认清比较优势和相对不足，又要结合先行经验和时代特征寻找发力重点，并进一步结合国家战略拓展对外链接，从而为服务实体经济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塑造上海典范。

定位差异

作为服务国家战略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在市场结构、发展路径和监管模式等方面与纽约、伦敦的自由外向模式存在较大差异。

美国金融业的发展特征是监管约束下的自由生长。监管机构推出复杂全面的监管框架，以防范金融创新带来的风险。市场参与者在充分理解规则的基础上，寻找监管漏洞，通过合法创新提高盈利。监管和市场之间的“博弈”提高了双方的韧性和能力，共同推动美元全球地位、美国金融体系、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不可替代性。

英国经济体量较美国和中国偏小，依赖外部市场、外部资源是伦敦金融中心发展的主要特征。伦敦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金融中心之一，多个市场的涉外比重均在50%以上。伦敦金融中心的发展定位，一是提高金融中心生态体系的竞争力，确保英国在资本市场及相关领域的总赋税、金融科技与人才、法律服务和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等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二是提高英国在全球金融及相关领域的市场份额，通过贸易和投资政策扩大英国金融机构的潜在市场，实现规模经济，提升英国产品及服务在全球的竞争力；三是围绕新领域建立新的全球市场，通过发展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新兴金融领域，打造新的竞争优势。

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是世界和中国经济的重要连接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应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导向，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助力金融强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此基础上，上海应建设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建立健全科学稳健的金融调控体系、结构合理的金融市场体系、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多样化专业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持续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

比较优势

拥有完备的金融要素市场——

目前上海已经聚集了股票、债券、期货、外汇等各类金融要素市场，成为全球金融市场最为齐备的城市之一。2024年，上海全年实现金融业增加值8072.73亿元，在沪主要金融要素市场合计成交3650.3万亿元。多个金融要素市场的规模位居全球前列：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值和成交额分别位列全球第三和第五位；上交所和银行间债券市场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上海期货交易所交易量位居全球第12，其中原油期货市场规模仅次于WTI和Brent原油期货，成为全球第三大原油期货市场。

相比之下，纽约和伦敦在一些特定大宗商品领域的交易较为欠缺：美国期货业协会（FIA）数据显示，2024年，纽约商品交易所（包括COMEX和NYMEX）和伦敦商品交易所（包括伦敦金属交易所和ICE期货欧洲交易所）的成交量均不及上海期货交易所。

五大中心联动发展——

国际金融中心有力地支持了其他“四个中心”建设。大宗商品领域的“上海价格”为国际贸易提供定价基准；作为海事保险最重要的集聚地，助力我国海事货运保险份额上升至全球首位；科技金融政策体系持续完善，科创板成立5年来，支持超570家企业上市，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提供有力的资本支撑。

相比之下，纽约在航运领域相对较弱，金融和航运的联动不及上海。最新的《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报告》显示，纽约综合排名第十，落后于排名第三的上海。相应的，纽约航运保险国际市场份额也低于上海。伦敦在贸易领域不及上海，而金融和贸易的协同发展推动人民币超过欧元、英镑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

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

2023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若干措施的通知》，支持上海自贸区等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目前，上海努力推动金融规则与相关的国际标准趋同，特别是推动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一致。而纽约仍采用美国会计准则（US GAAP），在收入确认、资产减值、存货等方面，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有诸多不同。

此外，上海还积极落地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制定的国际标准，比伦敦更加趋同国际公认标准。中国版巴塞尔Ⅲ（《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已于2024年1月1日开始实施，且在此之前，中国在国有大银行的资本要求和流动性管理方面已经达到甚至超出部分巴塞尔标准，而英国则将巴塞尔协议的实施时间推迟至2025年7月。

相对不足

金融市场国际化程度较低——

金融市场国际投资者占比较低，资本市场的全球影响力有限。目前，上海股票市场的外资持有占比约为4%，远低于纽约（约30%）和伦敦（超50%）。债券方面，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外资持有占比不到3%，大幅低于纽约和伦敦30%左右的持有占比；而交易所和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基础设施和业务的互联互通仍在推进，交易所债券对外开放水平更低。此外，除回归的红筹公司外，至今还没有一家纯境外公司在A股市场上市。

金融机构能级有待进一步提升——

上海集聚了银、证、保等众多金融机构，持牌金融机构总数达1736家。现有的机构门类齐全，但能级不高。本地机构中缺乏类似高盛、摩根大通等世界一流的金融集团。2023年财富世界500强金融机构中落户纽约11家，落户上海仅4家。此外，上海本地机构到境外设立分支机构偏少。例如，到RCEP地区设立分支机构的上海本土金融机构只有浦发银行、交通银行、国泰君安、汇添富等少数机构，金融机构国际化仍需推进。

金融基础设施面向国际的服务能力不足——

技术先进、安全高效、互联互通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已成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的关键要素。伦敦清算所与多家国际主流外汇交易平台实现互联互通，极大提升了资金轧差效率，降低了市场机构成本。美国存托信托与清算公司借助区块链技术完成了美国国债抵押品代币化的试点项目，大幅提升了结算效率。相比之下，在沪交易所、银行间市场等金融基础设施呈现并立分割状态，中债登和上清所分别为银行间和交易所债券市场的不同债券提供托管服务，统一高效、面向国际的数字化金融基础设施体系有待构建。

人民币离岸金融体系尚未成形——

离岸、在岸共同发展是纽约和伦敦金融中心的显著特征。相比之下，上海的人民币离岸金融体系尚未建立。现有的离岸业务主要集中在离岸银行、自贸区离岸债券以及新型离岸国际贸易金融服务这三块，离岸体系与纽约和伦敦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离岸金融体系的缺失，境外企业和“走出去”企业的投融资需求无法满足，高水平对外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受阻。

新兴金融领域发展有待进一步提升——

在绿色金融方面，虽然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启动三周年，但市场主要覆盖火力发电企业，参与主体范围有限，碳期货等有助于提高市场活跃度的衍生产品也亟待推出。此外，绿色金融标准有待与国际进一步接轨，ESG投资生态系统尚未形成，信息披露仍然是整个生态中的薄弱环节。在金融科技方面，主体创新能力不强，2023年上海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为24.14万件，不及北京和深圳。而且金融机构多以外包的态度对待金融科技企业，压低价格，导致金融科技企业很难做大做强成为独角兽企业。在科创金融方面，虽然多家银行已根据科技企业的特点，优化组织机构，推动科技专营，但信贷管理机制与科技创新需求之间的契合度仍需提升。此外，上海的风险投资规模较小且运行机制有待优化。英国金融科技权威机构Innovate Finance的报告显示，2023年全球金融科技投资达到512亿美元，涉及3973笔交易。其中美国242亿美元（1530笔交易）、英国51亿美元（409笔交易），而中国只有18亿美元，76笔交易。作为各国风险投资的主要城市，上海与纽约、伦敦还存在一定差距。

发力重点

结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要求，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可在科技金融、可持续金融、数字金融等重点领域发力，统筹开放和安全，助力金融强国。

持续深入推进“五篇大文章”建设——

一是探索金融服务科创的体制机制，支持科创企业做大做强。持续优化科技信贷体系，扩大科技信贷和知识产权质押信贷产品覆盖面；调动国有资本投资积极性，根据“创投引导”和“产业投资”两个方向科学部署、厘清功能界限，并制定相应的配套机制，进一步调动国有资本的积极性；大力推动政府引导投资，探索将政府用于支持科创发展的预算安排更多以设立基金的方式进入市场，有序扩大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规模，发挥好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

二是积极申报国家级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推动绿色金融领域开拓创新。完善绿色标准和绿色评价认证体系，丰富绿色金融产品体系建设；强化ESG信息披露，完善ESG投资生态；深化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功能，有序纳入钢铁、建材等行业，扩大行业覆盖范围，推出碳期货产品，推动碳衍生品市场建设。

三是积极创新养老金融产品，推动银发经济扩容提质。依托本地金融要素市场优势，率先开展以个人养老金为重点的业务创新和试点建设；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健康产业、养老产业、银发经济的布局；拓展养老金投资组合的海外投资渠道，丰富养老产品体系。

四是持续拓展普惠金融的深度和广度，切实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借助数字技术优势，以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数字供应链金融等为重要方向，解决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完善以信用信息为基础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加大对普惠金融产品的融资增信、风险补偿等政策支持力度。

五是深化数据资产管理体系建设，全面推动金融业数字化转型。依托上海数据交易所，鼓励市场主体开展数据交易；完善数据分级分类管理办法，同时推进“负面清单”和“正面清单”管理模式，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推进数据跨境流动；有序推进数字人民币试点，提升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领域的使用。

打造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相适应的离岸金融体系——

发展离岸金融是党中央赋予上海的重大任务。目前上海正在研究制定自由贸易账户和自贸区离岸债的相关准则。下一步应持续推进离岸金融的顶层设计，重点解决离岸金融的金融监管和制度框架问题。在顶层设计的指引下，不断完善离岸金融的调控体系、市场体系、机构体系、产品和服务体系、基础设施体系。

拓展连接

基于定位差异、相对优势和发力重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应结合国家整体战略持续提升全球金融资源配置能级，并进一步在主体参与、境内外联动和全球规则对标等方面补齐国际化短板。

服务国家“走出去”战略，鼓励金融机构全球布局——

以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和RCEP协定深入推进为契机，推动一批金融机构在“一带一路”和RCEP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实现走出去和全球布局。支持律所、会计师事务所等金融服务中介机构和企业共同“走出去”，为企业提供必要的配套服务。

加强境内外市场联动，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

推动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和统一对外开放。支持中债登和上清所与国际中央证券存管机构互联互通，为全球金融市场提供人民币债券担保品。以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为载体，打造面向境外投资者的各类债券、股权、大宗商品产品，平台探索引入国际发行人。

对标国际准则，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

目前，上海在信贷规则、贷款转让、债券公开发行、外汇和衍生品交易、证券登记托管等方面与国际通行规则仍有一定差异。例如，对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或产业园区建设类项目贷款，现有的信贷规则要求企业有较高的偿债保证，并排定均衡的还款计划，但受限于当地项目的营收情况，贷款企业难以满足上述要求。相比之下，境外规则允许再融资也作为还款来源。下一步可进一步发挥临港新片区试验田的功能，以离岸金融体系打造为契机，推动金融规则与国际接轨。

文章载自 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