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业评论】解码中国企业“新远征”：逻辑变迁+他者视角+行动建议

如果给疫情后的中国商业现象做个评选，选出最正能量的关键词，“出海”大概率稳占榜首。连我们的手机都在见证这一热潮。过去两年，微信中新添了十多个出海相关群，群名有：东南亚科技出海、非洲电商探索、印尼投资蓝海、泰国电动车讨论、零售消费品牌出海等等，大大小小覆盖了七八个行业。再看这两年各种以出海为主题的论坛，体感一片欣欣向荣。各路人马喊着“不出海，就出局”，热切地勾兑机会，交换信息— 和暮气沉沉的国内行业、宏观经济论坛形成鲜明对比。

这几年中国国内机遇肉眼可见地逐渐减少，相较之下，海外市场的生机愈加凸显。好比邻居厨房飘来的诱人香气，胃中空空的企业家们闻到，脑中闪过到外面寻找大餐的念想，不少已经付诸行动。从电动车到电子商务，再到蜜雪冰城这样的消费品牌，甚至是文化娱乐行业，各行各业不约而同，都将目光锁定在蓝盈盈的一片海外“蓝海”，寻求增长机会和潜在市场。

以身边一案例侧面映证：某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巨头，在中国市场已默默深耕十余载，一直鲜有波澜。十年前，凭借其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本能地试图成为中外贸易与投资的桥梁。但当时，国内机遇如此丰富，谁又愿舍近求远出海东南亚？于是该集团的“桥梁战略”一度被搁置。如今，十年河西，中资出海潮又起，来咨询开户投资建厂的企业络绎不绝，昔日被边缘化的战略居然重获新生。可见，“被出海”的国家和金融机构，对中国企业出海的观感和期望，几十年来也此起彼伏，经历着巨大的转变。

这些微观图景背后，折射出的是宏观层面的产业链转移、供应链多元化，以及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格局— 一个持续了近十年且日渐明显的趋势。不论我们是否情愿，中资企业出海潮已经发生，并开始影响现实世界的经济脉动。

这次出海浪潮并非中国企业的首次冒险，但与往次相比，乃至与其他国家的类似行动相比，此次的昨日重现并不押韵，有着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内涵，其中折射出的新现象是一个需要解码的新故事。

出海亦是寻道。从“走出去 1.0”到“出海 2.0”，道艰而险阻，很难一语言尽。本文将从三个方面解读这一轮中国企业的全球新远征：1. 梳理改革开放后中国企业出海不同阶段的历程与逻辑；2. 推己及人，从“被出海”国家视角看中企出海浪潮是何种景观；3. 深入探讨中国政府和本土金融行业如何助力中国企业出海。百年未遇大变局下，如何出海并寻找“正道”，探寻既适合自己生存，也能和别国共生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希望本文对中国企业这次历史性的全球“新远征”有所贡献。

01 从1.0到2.0时代，中企出海的历程与逻辑变迁，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由与？”

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人类不同地域、不同族群间的交往与交流史。古代所谓“商人”，更多指需要经年累月跋涉、长途贩运的商人，正所谓“商人重利轻别离”。史书上有大量外国商人来中国的记载和传说，但关于中国商人出海贸易的记载却比较罕见。尽管如此，孔子说要“乘桴浮于海”，肯定不是空穴来风，必然是当时有人经常出海；那些所谓海外归来的方士，恐怕本来就是远洋商人。

历史上中国人出海，有为寻求知识、真理这样的崇高目的，比如玄奘，为求得佛教真经；周恩来、邓小平等为寻找拯救中国的道路；孙中山则是为组织革命力量和筹措革命资金。然而更多的中国人出海，是生存需要。

出海，对于大多数个人来说，是卑微的，至多是岁月安好，发达辉煌只是极少数。但放到历史长河中，无数个人卑微的出海，累积的影响却波澜壮阔。出海的人们带回知识、思想、技术、产品、管理方式、商贸渠道、资本等等，使民族和国家有能力不断革故鼎新、文化绵延不绝。

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中，从谨慎试水到全球扩张，中国企业的每次“出海”都是在时代需求和国际市场的节奏中起舞。

［1.0时代］改开之后的中企出海历程

最早期的出海基本是个人行为，企业非常零星。但若干年后，这些早期出海的华人华侨荣归故里，成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招商引资的第一批“目标”，为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引入的资金、产品、市场、生产技术、贸易技术等，使改革开放政策有了具体的落实场景。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创汇，中国政府指定机构专门组织劳务出口。后逐渐有些外贸企业到香港等少数地区和国家开设机构，成了改开后内地第一批出海企业。这些早期的外贸公司和一些地方政府在海外设立的窗口公司，主要目的是为在严格进出口和外汇管制条件下增加经营的灵活性。此种出海虽旨在突破管制，但也带来了副作用，如外派人员的经营能力不足和腐败问题，导致不少亏损。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这些公司的作用也逐渐减弱。

到了 2000 年代中国加入 WTO 之后，我国开始通过更积极的外贸融入全球经济大洋。中国企业的全球视野初见雏形。

2010 年代，中国企业出海战略又一次重大转变。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助力下，中国企业不仅继续扩大了贸易版图，还开始在技术和资本输出方面施展拳脚，开始尝试在全球产业链中，由参与者转变为引领者。

然此路非坦途。过去十年，虽有不少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取得成功，但也有相当数目的企业贪大求快，步入陷阱。2008 年金融危机，海外市场受重创，激发出一股以低价抄底境外资产为目标的中资企业出海热潮。然而，这些看似便宜的抄底行动往往与企业的发展战略背道而驰，或者因对东道国的政治和法律风险估计不足，最终导致了一系列后续问题和高昂代价。中钢对澳洲铁矿项目的收购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场原本充满希望的跨国并购，因为开采上的困难最终沦为无效资产。巨大的投资和西澳地下丰富的铁矿资源，最终都无声地消失在大地之下。

与此同时，更值得关注的是大量中国民营和中小企业的国际化。这些企业借助于中国强大的制造能力，迅速开拓市场，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并进而在当地生产经营，取得了不俗的业绩。更有一些科技企业，如华为、小米、TikTok、蚂蚁、腾讯等，在开拓市场的同时，战略性地进行产业链布局，取得成功。

如果把改革开放初期到 2010 年代这四十年看作“出海1.0”阶段，此阶段便是初试啼声，以见证中国经济成熟和竞争力增长、提升全球舞台影响力而收官。

［2.0时代］产业链转移和“China+1”战略

若以自 2018 年特朗普开启贸易战为标志，我们当下经历的便是中企出海的 2.0 时代。这一新阶段的中国企业，在全球经济格局和政治风云中摸爬滚打，不断演进；海外发展不再是简单的地理跨越，而是一场全方位的战略转型。

辜朝明在《被追赶的经济体》中提出了一个框架：任何曾经强大且充满活力的经济体最终都可能遭遇停滞期，好似年轻人步入中年，经济增长不再如青春期般迅猛，甚至可能出现减速— 劳动力成本不再具有优势，技术上的领先地位也面临来自新兴经济体的赶超压力，结果便是进入“被追赶”的状态。面对这些挑战，这些国家通常会选择依靠海外市场，或直接在海外投资以寻求更高的资本回报。

这引发一个思考：当前的中国，是否也正因处在这种“被追赶”的逻辑之下而选择出海？

似乎并不能把这个框架硬套过来。

中国企业出海 2.0 时代，由几个关键因素推动：全球经济与政治环境的显著变化；技术进步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以及国际贸易规则的重写。这一过程中，中企的出海动机既有主动也有被动因素。

主动因素包括，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市场需求的变化，企业需要寻求新的发展方向；同时，随着企业进入成熟阶段，也需要获取海外的技术和市场以维持增长。

而被动因素就更为复杂了。与其给中国贴上“被追赶的经济体”的标签，不如说是“被迫被追赶的经济体”，各种被动因素四面伏击：

美国的出击。近年来美国对中国企业的一系列打压政策，迫使一些企业为了维持市场份额，将部分生产环节转移到第三方国家或地区。但与以往不同，这一波出海行动的目的和目标非常明确，呈现出产业链、供应链延伸的趋势，无形中将中国的“世界工厂”角色扩展到全球，形成一个更具弹性的中国企业国际化产业链网络— 这可能是美国“先脱钩断链，后小院高墙”战略的意外结果。

同伴或同行的应对。在地缘政治的新格局下，在全球范围内，一个由甲方带动的“China+1”战略也应运而生。这一战略的核心在于，供应链下游的核心企业需要分散风险，保障供应链的稳定性。例如中国台湾的企业，将产业链从内地转移到东南亚经济廊道等地区已成为潮流，尤其是电子产品制造。同样，中国大陆企业自己也在积极寻找不受制裁和关税影响的生产基地。

新冠疫情加速了进程。于是，产业链的重新布局便成了出海 2.0 的关键词。这不仅改变了国际贸易的模式，也迫使企业加快对供应链的重构，寻求更为多元和弹性的生产基地。在“被迫被追赶”的形势下，出海 2.0 时代的中国企业面临更复杂的内外挑战。

首先，出海中企需要适应全球化的新规则，应对美国等国变幻莫测的策略。其手段从基于 WTO 规则、国内法律、国家安全、意识形态的金融、税收、制裁等，到现在干脆就没有任何根据的“中国产能过剩”，连根据 301 条款的调查形式都不走了。单纯依据美国法律和以往案例的硏究对策已经无法应对，更别说美国的做法还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博弈策略的变化。

其次，需要面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容易部分”已成历史的现实。人口结构变化、中等收入陷阱风险，都会阶段性地影响中国国内投资的增长速度，一定程度上带动资本外流。

最后，企业自身的任务和使命也更为艰巨。既要努力保持国内竞争力，也要构建更为坚韧和智能的全球战略，还承担着反哺国内经济、推动中国经济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任。

当然，我们也必须把视镜放得更宽些：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将发生产业结构激烈调整— 这将彻底改变世界经济的格局。随着中国企业产业链向全球延伸，不仅会推动第三世界国家的产业升级，而且将帮助这些国家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将创造出一个更加庞大的市场。这意味着，无论是谁，都将不再高度依赖于少数几个发达经济体的市场。这种变化为全球经济带来了新的增长动力和机遇，同时也对任何国家的企业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

那么，当中国企业在全球续写自己的扩张故事时，那些“被出海”的国家又是如何感知、如何吸纳一次又一次的“中国潮”的呢？中国企业的出海姿势，是互惠互利，还是“卷”向全球？

02 “被出海”国家眼中的，中国企业出海景观

在中国企业纷纷拓展海外版图的同时，从那些“被出海”国家的视角来观察这一浪潮，能揭示出一系列复杂互动中更深刻的影响。目标国家对中国企业的接纳程度，以及它们期待的合作模式，是中国走向全球的关键变量。我们必须深入了解这种“被出海”国家视角对海外投资的感知和合作逻辑，彼此共生，让当地国家更放心、更开放，方能形成良性循环。

他者视角，泰国为例

泰国，这个东南亚国家已经成为多国企业投资的热土，对所有国家开放，是泰国最基本的态度。很多人称泰国为“零冲突区”（Confl ict-free Zone）。

零冲突并非口号：它是少数和中国没有南海主权纠纷的东协国家，过去鲜少传出排华事件。日本是泰国超过半世纪的最大投资国，美国则在去年与它签署协议延长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泰国对外宣传措辞亦很明确— “对任何有（地缘）问题的国家，我们都开放。”

泰国的开放不只是口号，更体现在实际政策中。与越南等不允许外资持有土地的国家不同，泰国允许外企 100% 持有土地，且可自由交易，似乎并不担心企业来买土地而自己又没有课到税。在电动车领域，泰国虽大力推动电动车国产化，但并非筑起贸易壁垒阻挡外国品牌，而是张开双手欢迎世界品牌前来，甚至减免进口关税—前提是它们要满足国产化要求，在泰国建立供应链。面对中国电动车龙头比亚迪的进入，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还主动牵线，帮助其对接160 多家当地供应商，期望比亚迪的进入能够引领本土产业发展。

这种“以心换心”的开放态度背后的逻辑是：越多企业来，越能打造完整的产业生态系，进而吸引更多外资—共生才是最佳方式。

深刻理解泰国对待外资逻辑的莫过于日本。在对泰国投资的国家中，日本企业以稳重步伐和深入参与而著称。日泰友好关系可追溯至上世纪，当时日企大举投资不仅带动了泰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还促进了文化深度互嵌。如今，曼谷的 Sukhumvit 区已成为日本人的海外聚集地，被称为“小日本”，社区中遍布日式超市、餐馆和商店，彰显日企和日本民众在泰国的深厚影响。

在泰国深耕多年的高砂热工集团（Takasago ThermalEngineering）把自己的海外拓展策略形容为“脚步稳健，行进缓慢，好比大象”—将培育本地员工和合作伙伴作为重点。无论在哪个国家，统一使用“本国员工”来称呼所有员工，以表达对开展业务的国家及员工的尊重。本国员工不仅活跃在技术和销售岗位，还担任高管。公司定期选派本国员工赴日培训 3-5 年，学习企业文化、工作方式，体验 5S、6S 等质量管理方法，深入了解日本客户需求。通过传帮带，技能得以代代相传。这种互利共生的理念，是日企在泰国深耕细作的成功秘诀。

台商投资泰国也有相当长的历史。当泰国还是“亚洲四小虎”的年代，众多台商就在泰设立制造业、家电组装、轻工业和电子业；虽然后来中国大陆供应链崛起，大部分台商转移昆山，但仍保留硬盘产业在泰国。

近年来，地缘政治变迁下，台商加码投资泰国，将其视为“China+1”供应链转移的重点。目前中国台湾对泰国电子和机械投资金额已跃居世界第一，泰国现已成为台商布局AI 服务器等核心新科技产业的热土。广达红海集团作为全球最大笔记本电脑代工厂之一，目前已将部分 PCB 产能转移至泰国—要知道 PCB 对制造环境要求极高，而广达却将自动化生产线全部在泰国建厂引进，并与当地供应商合作采购关键材料和零部件，可见转移的决心之大。

面对中泰文化差异，台企也选择采取互利共生而非一条龙经营的模式，充分尊重和信任泰国员工，给予他们更多自主权和成长机会。泰国人笃信佛教、追求心灵自在，不喜欢冲突，重视工作场合是否感到愉快。台企会花时间认真研究泰国人的生活哲学和对工作环境的要求，并在管理和运营上做出调整。

相比之下，中国大陆企业在海外的经营模式习惯采取“一条龙”经营策略。倾向把自己的整个产业链一并转移，或者只从国内产业链进口，而不太花时间和成本培养当地伙伴和产业链，这样可能会对当地产业造成挤出效应。

另一个有趣的视角：在大多数“被出海”国家的印象中，中国企业爱抱团，一来就是一个连。中国企业喜欢跟风的习惯也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出海背后的真正驱动力，究竟是内部增长需求、外部环境所迫推动了出海，还是出于 FOMO（Fearof Missing Out，错失恐惧症）：“别人出海我也不能落下”？一些企业可能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盲目跟风出海，看似积极，却缺乏深思熟虑的战略规划，从而忽视了市场实际需求和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在全球化的大潮中，保持清醒难能可贵。

中资企业如何在海外“入戏”？

“被出海”国家的感知给了我们一个明确信息：作为出海主角的企业，需要提升自己的决策、经营、管理、公关和创新能力，真正融入当地。

大多数中资企业出海，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如何融入当地。兴冲冲落地，却发现有许多不熟悉、不明白、原先不知道的法律、规定，甚至还有许多潜规则，使企业从申办到建设、到投产，遭遇种种波折和掣肘。

同样，由于法律、规定以及文化习俗，经营过程中员工管理经常陷入困境—原因在于许多企业家前期只是匆匆考察了当地人工成本、资源、市场潜力等，没有进行全方位的细致扎实的考察与可行性研究，就草率做出投资决策。

中国企业家出国考察，很少会关注经济政策之外的法规和文化习俗对经营管理的影响，比如用工制度、个人隐私和权益、宗教教规、民俗乡规、政府机构行政习惯等。许多出海企业往往不是因为商业经营上的失误，而是因为以上这些方面的失误铩羽而归。所以，不出海，可能出局，但出海，如果没有全面深入的可行性研究和系统规划，也不一定能入局。

中国企业出海时间不长，经验尚待积累，许多企业往往把在国内经营的一套经验简单地复制到国外。事实上，许多企业在国内的经验也是在中国特殊历史阶段的初级层次上的经验。

比如，经常简单地认为，商业就是单纯的价格竞争，同行就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做大杠杆才能做大规模，进而战胜对手等。这导致中国出海企业习惯性地在国外大打价格战，互相倾轧打压。为了竞争，往往不择手段，破坏诚信，甚至采取一些违法的手段。这种经营方式，也会与当地的商业习惯和伦理相冲突，造成当地企业对中国企业的负面观感。这些行为都会损害中国企业的在外形象，恶化自身的经营环境。

所以，企业出海，除了发挥自身原有特长，更需要学习世界各国企业的发展方式和经验，学会在互相学习、互相促进、互相合作中互相竞争，成为友好型市场参与者。

出海中国企业目前遭遇的四大困难是融资困难、融入当地困难、招工困难和行业竞争。但实际上，融入当地是其中关键，上述经营方式导致的行业竞争是融入当地困难的一种表现。招工困难与融入困难也是一体两面。

中国出海企业一般急于短期内尽快出效果，缺乏长远规划，管理上因而偏好短平快的方式。当出海企业落地，因为劳动法规、语言、文化、习俗、宗教等差异，发现与当地员工沟通有障碍，培训见效慢，尤其是加班加点及内部考核方式很容易遭遇当地员工的抵制，许多企业干脆舍弃当地员工，聘用中国员工为主，尤其是各级管理层基本上是中国员工。

这样做企业的运营很快就起来了，经营也开始见效。但度过初创期，企业长期发展依然需要雇用大量当地员工，却发现招工困难。一方面可能是当地没有现成适合企业所需技能的员工，一方面是因为企业的管理方式不被当地人所认可。与此相关联的，这波出海产业链延伸是中国企业形成产业链闭环，在所在国市场成为一个当地其他市场主体无关的另类存在。这又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当地的企业形成了鲜明对比，也让所在国政府和民众有一种隔阂或不友好的感觉。

中国企业出海，重构国际产业链、供应链格局，是未来的趋势，也是长期的过程。因此，出海中国企业从经营到管理，需要有长远的规划和行动。长远来看，聘用当地员工才是必然选择，这既有利于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享受当地低成本劳动力红利，也有利于增加当地就业岗位，提高劳动力素质，获得当地政府和民众的认可。这就需要在管理上尊重当地文化和当地员工，投入成本培训当地员工的生产技能和管理技能。尊重当地文化习俗等，不是作为外人表示尊重，企业家和企业管理者是要将自己融入当地文化和习俗中。

笔者在香港工作的体会是，当面对香港员工、香港客户时，必须用香港的语言方式、行为方式与他们沟通交流，适应他们的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相应的，在产业链、供应链布局上，需要战略性地将当地企业吸收进产业链和供应链，形成包容性、友好型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这有利于真正带动所在国产业结构的改善与提升，分享中国推动的新型全球化的成果，反过来这些国家才能真正改善经济、增加需求，形成新的广大的市场空间。

03 助力2.0时代，中国政府和金融行业应如何跟上？

出海之路注定荆棘丛生，风险与机遇并存。中国的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须以高度的重视和审慎的态度，为这场跨国征程提供智慧和支持。唯有未雨绸缪，周密部署，才能确保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上行稳致远，既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

中国政府需提升面向国际的宏观管理能力

首先，中国政府需要从一个全新的视角理解中国企业出海，重新审视资金的跨境流动，将正常的“资金外流”与“资本外逃”区分开来。

过去，我们习惯将“资金外流”视为负面信号，将其与“资本外逃”画上等号。这种认知模式源于中国经济的成长历程— 从一个相对落后的经济体开始发展，几十年来都注重于招商引资。而当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企业需要积极布局全球，完善产业链和供应链，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资金的流出，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在海外拓展业务的正常需求，是经济活动全球化的自然结果。我们必须改变认知惯性，理性、中性地看待资金的流入与流出。

其次，中国政府应从战略发展高度，运用法规和政策手段支持与引导中国企业出海，做细致、精准而有力的“园丁”，避免简单粗暴的行政推动干预其生长轨迹。

这一波出海，是在百年未遇大变局背景下的企业行为，行为虽微观，但影响将是宏观的。为使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稳健前行，不仅要为它们打造一个充满机遇的环境，还需确保这一过程的合规性和可持续性。

这意味着政府需要调整和完善跨境投资与经营的相关法律法规，消除不必要的束缚，同时构建一个全面的跨境法律体系。这一体系的建立，旨在保护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合法权益，并适时对企业的海外行为进行合理约束，确保其行为既符合国际规范，又维护国家形象。随着中国企业的规模增长，与海外企业、当地居民甚至政府的互动将不可避免地增多，可能引发的冲突和纠纷也将随之增加。政策制定者须洞察先机，深入理解国际法律，预见到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制定既保护企业利益又不违背国际法规的政策。这是一场需要智慧和远见的策略游戏，关键在于平衡内外政策，确保中国企业能在全球舞台上自信而从容地展现其实力。

与此同时，政府需要以高瞻远瞩的视角，将海外扩展的中国企业作为国家经济政策制定的重要考量因素。中国企业的海外业务运营，不仅重新塑造了中国的经济版图，也在改变目的地国的经济结构，这种双向互动，进一步影响着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这些外部变化，又会回响并塑造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营运环境。因此，从宏观经济管理的角度看，将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纳入国家经济战略和政策制定的框架内，是政府的必要举措。国家政策需与企业行动同频共振。

中国金融业需要真正“出海”

在企业的国际化征途中，金融行业的作用可以比作“粮草先行”。金融行业同样需要“真正出海”，确保满足企业在不同市场环境下的资金需求，推动其全球战略顺利实施。

首先，中国央行和金融行业的管理者需要从宏观金融管理角度，统筹内外管理跨境资金流动。

过去，中国的跨境资金进出，就是外汇资金的跨境流动，所以外汇管理同时就包含了跨境资金管理。但是在人民币国际化条件下，跨境资金流动已经不仅是外汇资金；反过来，人民币发行、流通管理也不能只是面对境内市场需求。当大量企业出海，逐步形成庞大的海外中国企业网和产业链、供应链，人民币和外币资金的跨境流动规模将更加庞大，流入流出更加频繁。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外汇管理策略和仅仅面向国内市场的人民币流通管理策略，已难以满足当前的需求。我们需要重构金融管理的思路和工具，实现内外资金流动的统一管理。这意味着在保证资金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同时，也要兼顾国内外市场，特别是海外的中国企业以及相关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需求。

此外，中国的金融银行业也要真正出海。

中国金融银行业的“出海”之路始于早年，但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才真正铺开了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布局。从中国银行在解放前就设立的海外分行，到改革开放后的渐进式拓展，包括在香港等地的交通银行，这些都标志着中国金融的初步步出国门。然而，这一出海初期更多带有象征意义，而非深入的商业运作。过去，中国银行业的海外扩张，往往是出于一种必要性而非出于清晰的商业或战略需求。因此，尽管形式上走出了国界，实质上却未能在国际市场上扎下根来。海外机构多聚焦于金融市场业务、债券投资与银团贷款等，缺乏与当地或中资企业的深度合作，犹如水中漂萍，难以深入本地市场。而纵观国外银行的海外机构，一般都是随客户走出去，而后扎根当地拓展到本地业务。

中国银行业与企业出海步伐的不协调逐渐显现，海外融资问题便愈发突出。金融服务不足犹如“粮草不足”，企业出海征途便步履蹒跚。

出海企业融资之困，根源多种多样，但基本都会包括以下几种情况。首先，信任和理解的缺失为首要障碍。许多当地银行对外资企业持保留态度，因为不了解其运营模式和信誉，而且通常没有义务、大多数国家也不会要求其为非本国企业提供贷款，这与我国完全不同。中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发展外向型经济，鼓励并要求银行支持外向型经济，包括“三资企业”。

此外，一些国家的政策限制也常常束缚企业手脚，从银行管理到外汇政策，各种规定如同无形屏障，限制资金流动。即使在有中资银行的国家，问题依旧存在— 这些中资银行海外机构往往规模较小，缺乏足够的资源和能力进行风险评估和管理。过去出海企业的不良资产记录更是让这些银行在处理新业务时极为谨慎。与此同时，一些出海企业及其中国籍员工有偷逃税行为或嫌疑，当地银行也会谨慎服务。

而在国内，尽管企业急需支持，国内银行对企业的海外业务融资却相对有限。不仅是因为曾经的贷款失败给银行带来巨大的损失，还因为国内的政策限制、对国外法律制度的不熟悉以及跨境调查的难度，使得这些银行难以有效地管理海外贷款的风险。

如何破局？还需企业自身、银行业、政府部门和金融中心各方携手，多管齐下：

首先，企业应以诚信为先。出海企业母公司和出海企业自身都要转变经营理念和经营作风，以诚信和合规为基石，真正做到合法经营、诚信经营。中国的民营企业有闯劲、有拼劲，但不得不说，有时把闯劲、拼劲用在了突破法规、突破诚信上，反而害了自己。唯有坚守诚信 , 遵循规则，才能赢得中外资银行的信任，在国内外市场站稳脚跟。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诚信都是解决融资难的基础。

其次，银行也应顺时而动。中资银行也要顺应时代潮流，将服务出海企业视为支持高水平开放的战略业务。随着更多的企业出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上优质企业的不断涌现，银行业务增长点自然也随之而来。银行需要创新产品和服务模式，尤其要注重境内外联动，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同时也要培养一批具备国际视野的专业人才，转变海外分行的业务重心，让海外分行真正扎根当地，服务中资企业。同时主动寻求合作与融合，与所在国银行合作，帮助其了解中资企业，共同探索为当地中资企业提供各类金融服务—做大蛋糕，携手发展。

此外，国家和监管部门也要做好“园丁”。为企业出海和银行跨境服务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让这株参天大树上的每蔟枝芽都能顺利生长。这不仅包括制定更为灵活的政策，以促进银行在全球范围内的贷款与资金流通，还包括优化外事政策，使银行工作人员能更有效地进行跨境调查、风险评估与管理，以及处置海外资产。用一系列“组合拳”，铺平出海之路。

而上海这个国际金融中心，更应成为出海企业的“梦工厂”，将出海企业投融资中心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允许出海企业发行人民币债券等融资工具、筹措人民币银团贷款，吸引全球投资者的目光，让世界共享中国企业的成果。这不仅能增加人民币计价产品的丰富度，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更能为出海企业打开一扇通往世界的大门，拓宽融资渠道。这些举措都将助力中国企业在全球舞台上更加自信和强大，也能让世界感受到中国经济的蓬勃动力。

人间正道是沧桑。“正道”是变化，百年未遇大变局下，企业或个人，只有适应变化才能生存和发展。出海2.0时代，不仅是中国企业的新远征，也是全球经济互动和合作新模式的试金石。出海，就是改变自己，适应变化，在这一进程中，中国企业如何播种未来的成功，将取决于如何在全球舞台上有效地展示自己的实力与魅力，并智慧地应对各种内外部挑战。出海过程中，依然需要寻“道”，探寻适合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正道”—这既需要企业的远见卓识和创新突破，也离不开中国政府和本土金融业的及时跟进与精准支持。唯有形成合力，中国企业才能在“全球化新常态”的激流中稳步远征，赢得尊重与成功。

文章载自《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24年5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