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中文网】展望2024需立足全球视角（上）

转眼间充满着各种不确定的2023年过去了。

在这一年，俄乌战争还悬而未决，巴以冲突又燃战火；春寒料峭时，与加密货币相关的签名银行和银门银行相继破产，严冬之际比特币市场却异常火爆。经历了三年疫情的各国复苏之路各有不同却都充满不确定。

在这一年，经济学巨匠卢卡斯（Robert Lucas，1937/09/15 – 2023/05/15），传奇的决策科学家Daniel Ellesberg（1931/04/07– 2023/06/16），统计学巨擘C. R. Rao（1920/09/10 – 2023/08/22），奥马哈先知芒格（Charlie Munger，1924/01/01– 2023/11/28），政治家基辛格）（Henry Kissinger，1923/05/27-2023/11/29），一个个智者相继离我们远去，让我们不得不担心我们是否还有足够智慧去面对这越来越不确定的世界，是否还有足够的运气能安然度过各种未知的危机，就像巴菲特在今年五月份的伯克希尔股东大会谈到国际关系上说的“我们将拭目以待，使得我们安然度过1945年以来各种危机的运气是否能继续，我们是否能对这种运气有一定的影响。”

然而，就像C. R. Rao 在他的著作《统计学与真理》的前言中所说，“所有的知识最终的分析来自于历史；所有的科学终极的抽象是数学；而所有的判断最终的合理性来自于统计学”，我们不妨从历史，从逻辑，从数据中去寻找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

回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政治经济发展，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正在从以美国为中心的单极化转向多极化，而美国在试图对抗这个转变、维持以美国全球产业链核心地位的努力必然会带来各种不确定性。

一、与全球经济高度一体化的美国经济

尽管美国依旧具有强大的经济自给自足能力，但美国经济与全球经济已经高度一体化，与全球经济格局的割裂会有损于美国经济利益。因此，美国需要利用美元霸权、军事霸权来掌控全球经济格局，这就是美国所谓的“基于规则的世界经济秩序”。

美国的经济模式其实是“世界牧场模式”，即建设全球经济一体化，并将全球经济产业链中最有价值的一环放在美国。一方面，全球经济产业链为美国提供生产生活资料，同时全球大市场为美国产品提供的销售市场，在漫长产业链中，由于美国具有科技研发优势、资源整合优势使得美国成为全球产业链中价值最集中的一环；另一方面，由于全国各国的政治、宗教、文化存在巨大差异，使得全球经济一体化缺乏稳定的基础，因此，美国需要采取各种政治、经济、金融乃至军事手段，确保全球经济政治格局符合“美国利益至上”的目标。

而美国要想维持这种“美国经济主导+全球经济辅助”的模式的必要条件是：

1、具有全球产业链中其他国家不具有的硬实力，比如美国牢牢抓在手中的科技、资源、市场等，才能够名正言顺地获得全球产业链中最大的价值分配，并支撑美元信心和军事信心。

2、具有足够强大的对全球经济格局的直接干预能力，比如政治、军事、金融手段，才能够快速消除隐患、转嫁危机、持续收割。

因此，我们必须从全球视角分析美国和世界经济的未来。

二、美国实体经济的潜在不确定性

美国要确保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以美国为核心的一体化，除了需要用政治、金融、军事手段对全球经济格局施加影响之外，美国自身的实体经济能力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我们需要从三个方面来看美国的实体经济：

1、美国实体经济仍有抗经济周期风险的能力

尽管国内外媒体流行的说法是美国实体经济正在弱化，但美国实体经济依旧具有抗风险的能力。

从各个口径的统计数据来看，美国目前依旧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及石油的生产国和出口国，美国具有在世界范围内影响粮食和能源价格的能力。粮食和能源是现代社会经济中的两大基础，这是美国经济的底气。这使得就算美国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其损害也会集中与金融领域，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有限。

2、美国制造的核心地位正在弱化

美国实体经济中已日趋空心化，传统产业日趋受到全球低成本冲击。就实体经济视角来看，美国制造在全球面临竞争力下降，这是一个短期内难以通过“制造业回流”等措施改变的大趋势。美国制造的没落也同时拖慢了新兴产业的发展，尽管美国在新兴的信息技术、新能源等领域均具有科技创始地位，但缺乏制造业的支持，使得美国在新兴产业的科技优势不能在实体经济中形成新的增长点。

从传统重资产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更新周期引发的9-10年的经济周期来看，这一周期性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正在减弱，主要原因是全球制造业中心由美国转向亚洲的过程中，传统制造业在美国经济结构中的占比正在下降，虚拟经济占比日趋增加。美国曾是全球制造业中心，这也是过去美国制造在全球价值创造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主要原因，但今天这个要素受到挑战。

另一个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50-60年的康德周期，即关键性技术进步周期。我们正处于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开始的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康德周期。这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由美国起步，也给美国带来了几十年的科技优势和高速发展，使其在传统制造业外流的情况下保住了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核心地位。

目前，信息技术的康德周期已经持续了40多年，到了康德末期，难有突破性的技术创新。下一轮的关键性技术进步在哪里？可能是新能源、新材料、也可能是延伸的人工智能等其他技术领域，尽管美国在这些领域均具有科技研发优势，但缺乏制造业将这些科技变为实业上的竞争力，因此，美国在新兴产业上并没有表现出以往的巨大优势，这也会使得美国在后续几十年里，越发缺乏足够的底气站稳全球产业链的核心地位。

3、如果美国在全球产业链的核心地位难以保持，对中国的影响不确定性巨大

美国在全产业链中的核心地位，除了依赖生产能力、科技能力之外，还有很多的政治、金融、军事手段。当生产能力不占优势、科技能力不占优势时，美国并不会放弃全球产业链的核心地位，必然会在政治、金融、乃至军事手段方面加大力度，这会使中国不断面临一轮又一轮的政治、金融、军事挑衅。

三、美国货币财政政策面临连环难题

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美国《金融现代化法案》开始，美国的经济架构中，金融资本逐步“脱实向虚”。美元成为全球货币后，使得美元霸权成为收割全球资源并转嫁美国经济危机的主要经济手段，而军事霸权同时也是美国维系其美元霸权的主要手段。

从货币角度看，美元要能维持其世界货币地位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对美元价值的信心；二是对使用美元的信心。但这两点信心都在近期受到挑战：一是美国不断扩大国债规模上限，这会从长期打击美元价值信心；另一方面美元制裁手段的滥用也将一些国家排除在美元使用范围之外。

同时美国的货币财政政策面临着连环难题，经济低迷，财政支出无法压缩，只能增加发债；但增加发债会导致美元供给过剩，导致美元贬值；于是美国必须维持高利率，来维系美元价值；但高利率政策又会增加国内制造业成本和降低消费欲望，使得经济复苏困难；为了经济复苏，美国采取制造业回流、打击竞争对手、贸易保护主义等手段，这势必又会增加财政支出，形成更大的财政赤字，于是又需要增发美债。

与中国不同，面对经济危机时美国宏观调控的手段非常有限，缺乏具有执行力的财政手段，所以主要调控手段是金融管控，如美债规模、准备金率等。

一般而言，货币手段在宏观经济调控中是有效区域是极窄的，只适合在经济平稳时做小幅度的调整，并不适合采取极端的货币政策。偏偏我们看到了美国政府连续采取极端的货币政策。由于疫情的影响，美国的利率政策先采取了极端的低利率政策来鼓励生产和消费，遭遇通货膨胀压力后，美国又采取了极端的高利率政策，为历史所罕见。这种奔走两个极端的货币政策也正说明了货币政策的失效。

但是美国未必担心货币政策的失效。毕竟美国实体经济占比日趋降低，美国金融市场上的游资有大量都来自外国，政府主导下的货币政策调整未尝是消息灵通者是一茬接一茬的“剪羊毛”游戏。

四、选举政治增加不确定性

美国经济在实体经济中尚未找到新的增长点，而制造业回流措施的可操作性差，难以实现；美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正在降低。因此，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改变，并正在危及美元霸权；同时，美国正在面临经济周期，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出现，美国经济面临着长期和短期的风险，美国需要妥善应对中国的崛起及各种内部矛盾激化。

但是，由于美国是选举政治，注定了美国不可能采取有针对性的、前瞻性的中庸平和措施应对世界经济格局的改变，只会、只能、只愿采取一些表面化、简单化、极端化的选民认可手段来应对复杂局面。这使得无论在应对美国国内经济问题和全球经济格局问题上面，美国采取的对策都有用力过猛或只停留于口头宣传不肯投入的感觉，这种施政缺陷源自美国的两党政治，是谁都难以改变的。

综上所述，全球格局从单极化向多极化转变的进程中，美国无法凭借制造业优势、科技优势继续占据全球产业链核心地位，美元霸权也正在弱化，这必然会带来全球政治经济的中长期不确定性，再加上选举政治，必然会在政治、金融、军事等方面对中国等主要对手进行一轮又一轮的挑衅，造成各种短期不确定性。

文章载自 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