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2023年将迎来温和复苏

在不久之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再一次被强调；与此同时，更受市场关注的是，对于平台经济和房地产行业位置的重新定调。

而在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会计学教授、副院长李峰看来，要理解未来的趋势，“我们要看到的不止是过去三年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所造成的影响，而是可能要把时间线拉到十年之前。”

在接受经济观察报专访时，李峰谈及了一个如今已经渐不为人所提及的知名赌约。

十年前的冬天，在央视年度经济人物晚会上，作为当年的企业家代表，马云和王健林在舞台上打了个赌：马云认为10年后电商在中国零售市场的份额一定会超过50%，如果马云赢了，那么王健林要支付给马云1个亿，反之马云输了就要支付1个亿给王健林。在当时，这被认为是传统商业跟互联网电商之间的正式宣战。

这场十年之约已经临期。当然，无论是这场赌约还是当时的企业家和产业争锋，如今已经基本消弭于尘烟。但今天来看这依然是一场极具标识性的事件。在那之后，企业家的面孔开始逐渐变得模糊、对于平台经济的反垄断、房地产行业监管调整等等，风起云涌十年间，产业结构和外部环境，都正在发生深度调整。

李峰说，这场赌约中所呈现的很多问题如今正在进一步深化。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已经深度融合，难分你我。而尽管电商占比并未达到马云所预期的50%，但电商零售对消费的贡献作用依然不能忽视。而房地产行业的良性健康发展对于经济的影响、“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依然意义重大。

在他看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新释放的信号变化，使得2023年变得相对可预期。“我认为明年经济应该呈现的是温和复苏的状态。”

从中长期来看，李峰对于未来提出了三大趋势。首先，他认为传统经济向数字经济迁移的步伐，正在这三年间以摧枯拉朽之势加速。“这对全人类的影响，可能是百年级别的。我们依然需要看到更长时间线和更多空间的事情。”其次，他认为，未来将会是一个残酷的存量厮杀时代。“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必然会进入这样一个规模经济的阶段。规模能够带来效率，这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在他看来，第三大趋势是，全球产业链的重新调整不可避免，中国企业一方面可以寻找更多的海外机会，但也需要学会更好地挖掘和满足国内需求，从效率和安全的平衡角度来看，本土的产业链完整性也会变得更加重要。

面对这种变化，李峰认为依然可以保持乐观。“这是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所在，产业的转移会有梯度效应。这种梯度调整，不仅给了企业向价值链上游转移的空间，也是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机会所在。”

【对话】

温和复苏

经济观察报：明年经济工作总基调依然是“稳中求进”。如何看待稳和进？

李峰：明年的基本基调是稳中求进。从稳字来说，我觉得摆在最重要的位置就是信心上的稳。从政策的表述也能看到，大力提振市场信心的提法被置于非常关键的位置。

我们知道，经济活动是基于预期的。非常典型的是企业家和投资，如果没有长期预期，那么投资就不会发生。因为投资回报不是一两个月，都是长期的。

那么如何稳住预期？首先是对于新冠疫情的冲击应对。其次，就是内需维度的恢复。我们总说，拉动经济有三驾马车。但其实，需求端一直都是我们长期需要加强的，尤其在当下而言，如何稳住需求是非常重要的任务。

目前综合看起来，大家相对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明年可能能够实现5个点左右的增长。我认为大概率会实现温和复苏。我个人认为关键性的节点会出现在明年第二季度。一季度疫情后续影响叠加春节，所以可能对我们长期的判断并不是最重要的，所以关键是第二季度。如果第二季度的复苏能够达到预期的话，我觉得2023年5%的增长目标是完全有可能的。

经济观察报：从宏观调控应对来看，我们的政策工具箱还有哪些工具可以使用？

李峰：宏观调控政策工具箱还是有很大选择余地的。这里面选择哪项工具，总的原则就是在大规模刺激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一个抉择。从宏观调控的政策来看，尽管受疫情的几年影响，但是中国的宏观调控保持得非常克制，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对比来看，一些发达国家的大规模政策刺激后果已经显现，比如全球性的通胀压力传导等。

具体来讲，从货币政策来看，目前的准备金率离历史的低点还有一定的空间。但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是要精准，就是说在货币政策发力的时候，还是要强调对小微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的支持力度，这一点我们觉得特别重要，如果我们选择大水漫灌式的话，可能会带来很多严重的后果。

另外一个超出货币政策的范畴，应该看产业政策。从我们国家的产业发展来看，它有一大优势，就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推动特点非常明显。所以我觉得明年来看，在内需外需可能都有一定走弱的情况下，为了实现增长目标，应该会把重点聚焦在一些具体的产业方向，比如专精特新、科技创新等等领域的配套政策应该会进一步加快。

第三个政策方面就是财政政策。现在内外部需求的不确定性因素很大，我认为财政政策需要能够保障扩张力度，跟经济增长的需求相匹配。

第四方面其实是人才政策，尤其是科技方面的人才，这过去经常为我们忽略。但可以看到，无论是这次的中央经济会议还是此前的二十大报告，都特别强调了人才强国的重要性，因此我们预期，未来在科技人才政策上可能还有更多的利好政策推出。

预期管理

经济观察报：从复苏的动力来源看，您觉得明年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来自何方？

李峰：从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方向来看，内需被放在了很重要的位置。其实如果我们回顾这些年来的宏观调控重心，内需一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从当下看，我个人觉得如果是拉动内需，可以从几方面关注。

第一，是居民的居民杠杆率。对比发达国家的居民杠杆率，比如美国可能要到80%左右，中国总体来说还是要低一些，大概60%左右，这是中国居民杠杆的特征；另外就是杠杆的结构性差异很大，中国的贷款主要还是以住房贷款为主；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居民的债务分布不是很均匀，因为中低收入群体的债务率可能更高，这些因素都是我们在刺激内需的过程当中要关注的：第一个就是杠杆率，同时要结合不同收入阶层的杠杆率来进行有效的政策的实施。

第二，从行业来看，我们知道疫情三年对一些行业影响比较大，比如影视、旅游等等。但其实从长期来看，由于年轻一代跟老一代的人的消费习惯本身就在发生非常大的变化，他们本来就未必有兴趣去线下看电影或者其他的东西。所以对于产业政策来说，除了关注短期疫情的影响之外，还是要看到那些更长的结构性变化。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有没有一些行业，在这次疫情的催化之下，可能就彻底无法恢复了？这些我们都要考虑。

如果说要发力促进内需的话，有几个方面的抓手。一是一些重点产业，除了住房消费这个大类之外，其次就是汽车消费了。而且在新能源领域，中国的汽车工业已经具备一定的优势，你别看它是一个单一的汽车行业，它对上下游产业链的拉动作用是非常大的。第二个抓手就是提升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疫情的影响包括过去三年以来各种的防疫政策给低收入群体带来的影响其实是更大的。那么接下来，如何恢复他们的收入预期、缩小社会的收入差距就非常重要。在经济学上有个知名的效应，就是如果你给亿万富翁发放刺激，他的消费量是不会增加的，因为它的边际效果已经没有了；但是如果同样的金额是发放给中低消费群体的话，它的边际效应是非常强大的。

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到，可以发放消费券之类的补贴手段。我觉得也是可行的。但是最根本的还是就业和收入的预期。能不能保障中低收入群体的就业、提升这一部分群体的收入，改善他们的预期，将会是未来促进内需非常重要的抓手。

经济观察报：从产业政策上来看，对于互联网、房地产等行业来说，明年的政策预期是什么？

李峰：这些表述的变化，无疑对于这些行业是重大的利好。

这些年大家经常会提及预期管理。那么预期管理的第一要义，是在大的方向上保持相对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也就是说防止政策在短期内出现大转弯。如果我们无法预测三个月之后会发生什么，所有的居民尤其是企业家、投资端是没办法进行的。因为很多的投资都是依赖长期的规划。

所以这些年我们看到很多行业，由于政策变得太快，使得其无法形成连续稳定的预期，那么就导致他无法制定长期的规划，尤其是那些前端投资非常大、非常重的这些行业，企业家们因为缺失稳定的预期，已经无法作出决策，自然也就不会选择扩大生产。

预期管理第二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政策必须要有清晰的定义和边界，否则的话容易被泛化。我们看到，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没有再提资本的无序扩张。我觉得今天来看，无序扩张这个题目值得探讨。我们当然是支持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但是，市场不理解的主要是：什么叫无序、什么叫有序？没有定义出来，导致了所有的人有各自不同的解读，这极大地增加了不确定性。所以很多时候不是政策方向有问题，只是这个政策出来之后，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界定，我觉得这对于预期管理特别重要。

未雨绸缪

经济观察报：此前一段时间，市场普遍存在对于产业链向东南亚转移的担忧。您认为这种转移是否存在？

李峰：应该说，这个趋势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存在，和中国本身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甚至可能不一定有直接关系。因为你要看到，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头两年，中国疫情防控的成功、产业链的完整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优势。

可能前一段时间以来，疫情防控政策落实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导致信心受到了影响。但对于企业家和决策者来说，看到风险并作出对应的短期决策是很正常的行为。比如日本的地震风险、中国台湾地区的台风、地震风险等等，这些都是地区布局时存在的风险点，这本质上和疫情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一次，他们会意识到这种环境的风险确实正在发生，他们也开始意识到，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是不合适的。

所以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不是主导因素，而是从企业决策者本身的供应链弹性或者说风险防范的角度来说，这种产业链的转移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趋势。我们可能不得不承认，越来越多的人，包括政府、各种机构再到企业，都正在意识到我们传统讲的全球化其实是有很大风险的，这个风险其实跟中国没关系，它是一个客观存在：任何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投资行为都是存在这样的风险。

经济观察报：如何应对这种产业链转移？

李峰：产业链转移的趋势将会是长期的。但对于我们来说，其实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产业链调整的过程本身也是中国很多企业走向海外的过程。因为中国企业的很多技能，包括管理、技术等等，在中国已经发展的非常成熟。这是中国企业走向全球的机会。也是我们经济发展必经的一个阶段。

而且，我们这些年也在反复强调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所谓高质量发展，就是说在产业链上我们要逐渐往高附加价值的那部分去转移。这也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要转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借鉴美国的教训。在此前的全球化过程当中，美国是受益者、资本是受益者，但是美国广大的低端制造业的工人阶层其实是受伤最深的一批，归根结底这是美国在教育以及劳动力的结构转型上面没有做好导致的。在转型过程中，有大量的人没有获得基础教育、再教育或者是再就业培训的机会，所以存在大量的社会矛盾。这也是之前我们提到人才强国为什么这么重要的原因。这是未雨绸缪的解决方案。

今天来看，中国有所谓全球最大的市场，这是我们近些年来会反复强调的优势。但我想说在大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它的梯度非常明显。在中国一些东部沿海城市，我们能看到全球最发达国家的生活状态，但在我们视野之外，也有非常多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那么在转移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可以把内部的梯度用起来，使得生产体系的布局能够做得更均衡一些。

文章载于《经济观察报》